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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雪花那个飘——上山下乡纪实

撰写时间: 2018-03-21 来源: 市政协文史委

   窦成根

  今年12月17日,是我们下乡在河南省济源县思礼公社范寺大队的32名老知青下乡49周年纪念日。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对于六十年代那场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至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我想是绝大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们所共识的,那就是下乡期间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痛苦磨练是带给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多年来,我很想把下乡三年的知青生活以纪实的方式借助老知青博客记录下来,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一、别亲人上山下乡 路途中夹道欢迎 

  公元19681217日,农历十月二十八。 

  凌晨6时,沉睡的大地万籁俱寂,漆黑的夜空繁星闪烁,无数颗星星不时地眨着眼睛,好奇地俯看着焦作市第四中学校园内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群。 

  今天是焦作市老三届毕业生集体下乡的日子,在市东方红广场将要举行建市以来最大的欢送仪式。 

  730分,天刚蒙蒙亮,一辆辆解放牌卡车驶进了校园,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告别了泪流满面的父母,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亲友,告别了母校,在父母亲友的反复叮嘱下登上了解放牌卡车。每个下乡知青肩上都背着上级发的黄色挎包,脚蹬黄帆布球鞋,怀揣着毛主席语录本,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怀着在那个特定年代特有的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卡车一字向东方红广场驶去。 

  东方红广场此时已是红色的海洋,红旗飘舞,大喇叭传出嘹亮的毛主席语录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人山人海,震人心肺。 

  10点整,欢送大会结束,一辆辆解放牌卡车陆续向各目的地进发,我们下乡的地方是济源。车行至百货大楼往南拐时,我突然发现母亲正站在人群当中,泪流满面呼喊着我的名字要上车,我赶忙劝她老人家不要去,母亲无奈含泪站在人群中向我招手。车渐渐远去,母亲那慈祥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难忘。 

  一路上沿途村庄的村民都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夹道欢迎我们这些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焦作知青。 

  11点半左右我们在济源县城的一所学校下车。晚8时,知青们在县礼堂参加欢迎大会。县领导讲话后,我的同班女同学刘改玲也在大会上代表知青表了决心。可谁也没想到下乡一年后,这位女同学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是何原因,不得而知。在以后的叙述中,将专门提到她。 

  当天晚上在县礼堂开完会回来,紧接着各校老师在一起磋商了济源县各知青点的分配名单。带队姬生龙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焦作四中和焦作六中的32名同学分到了思礼公社范寺大队,32名同学男生20名、女生12名。带队老师是焦作六中的乔友农老师。我校的其他同学分配到了思礼公社的荆王大队。我班的刘改玲同学就分配到了这个大队。范寺和荆王之间只有4里地。 

  我的班主任赵岩补老师,因当天晚上没参加会议(去济源的爱人家了),结果被分配在了王屋公社愚公大队,济源县比较艰苦的地方,据说吃的水都有羊屎蛋。好开玩笑的姬生龙老师说“幸福一会儿,难受一辈儿”,至今我还记得这句玩笑话。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别的地方咱不了解,在济源县,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我们下乡知青绝大部分都分配到了当时在当地公认的条件较好的村子。 

   

  1970年春节知青在焦作公园合影 

 

   二、到范寺激情燃烧 表决心扎根农村 

  上午9时,范寺大队来了5辆马车接我们,我们一看到这么多马车,顿时兴奋起来。在路上我们一边看着路旁绿油油的麦苗,眺望着远处巍巍的群山,一边七嘴八舌急切地向赶车的老农询问:“马和骡咋区分哩?”“王屋山的原始森林大不大?”“原始森林的猴子多不多?”“咱村生活咋样?”等等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经过了解才知道范寺大队坐落在济源县城西,离县城15里地,村后就是山。听赶车的老农给我们讲这山还能预报天气,当乌云渐渐地遮住山尖,预示着天马上就要下雨。素有“山戴帽,雨来到”之说。 

  范寺村的东边是荆王大队,我们同来的同学有一部分就分配在这个大队。据传说,很久以前,济源城北的荆梁观房上有根大梁是在该村挖出的荆条根做的,因此得名“荆王”。 

  范寺村的东南是石牛大队,我上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齐铭伍的老家就在这里,后来齐老师也下了一段乡,这是后话。石牛村是因马路边有一块突起一米多高的黑色巨石,酷似一座卧牛雕塑而得名。后来我们每路过那里,都要骑到牛背上享受一番。如不身临其境,你很难体会到当时那美滋滋的感觉。 

  5辆马车一字排开,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行进,马车轮子发出吱吱的声音,驾辕的骡子不时发出几声响鼻。马车行进了七八里,还没到北姚村,离多远就听见鞭炮声、锣鼓声、人们的欢笑声传了过来,真是热闹非凡。我们都赶忙下了车,村民们呼拉一下全都围过来,一个个拉着我们的手,就像久别的亲人见面一样嘘寒问暖,我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看着那一张张亲切、朴实又憨厚的脸庞,顿时倍感亲切。我们都没想到范寺村的村民走了七八里,不辞辛苦地来到北姚迎接我们。 

  马车终于来到范寺村,同学们都瞪着好奇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老支书段其圣,略显微胖、精干,大队长刘景长,瘦瘦的但很干练。两位村领导相继在欢迎大会上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带队干部乔友农、鲁志海,学生代表张国高也分别向贫下中农表了扎根农村的决心。 

  乔友农——焦作六中教师,平时操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讲话幽默,深受知青欢迎。他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返城后曾任河南省副厅级干部,后任上海新闻出版署董事长。 

  鲁志海——公社派驻知青点干部,为人谦和,善做知青工作。 

  张国高——焦作四中高中八班学生,知青中的顶梁柱,为人厚道,年龄最长,人称“老大姐”,“战天斗地青年队”队长,范寺大队民兵副营长,文艺骨干。返城后曾在省煤管局工作,后调任焦煤集团劳资处任副处长。对奇石、根雕、收藏、摄影有特殊的造诣。博客“乐行闲屋”有较大亮点。 

  我们居住的地方原是一座庙宇,20名男知青就住在正堂屋的西边一间打着地铺的屋子。中间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东边屋是厨房,大门外右边屋檐下垒着米把高的土灶,供我们起伙用。对面屋是女生住的地方,西边是一个非常简陋的破土墙男女厕所。要知道当时村里没一个男女厕所,有人上厕所先干咳两声,以防出现尴尬。 

  晚上躺在冰凉的地铺上,火热的激情渐渐凉了下来,面对贫穷、落后的范寺村,心想难道今生真的要在农村度过?不敢想、不敢想下去了,一夜无眠。 

  我们的下乡生活,从此开始了。 

   

  1969年范寺村贫下中农、青年队长高玉良在田间地头同知青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 

 

   三、为充饥午夜敲门 实无奈腹饿难忍 

  初到农村,感觉非常地不适应,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一是想家,二是肚饿,年轻人晚上好玩,闲聊到半夜肚子就咕咕叫。 

  想家只是一个心理感觉,再想家也没用!都才十六七岁,谁不想家。而肚子饿却让我们难受得经常睡不着觉。在当时,当地的农作物种植主要是小麦、玉米、红薯。而红薯的种植在当地占了很大比重。村里街道的墙上、小黑板上随处可见书写的毛主席语录:“红薯很好吃,我也很爱吃。”当地吃饭的习惯和我们在城里完全不一样,早上天明去地干活,约莫八九点吃早饭。早饭是玉米面糊糊、红薯、窝窝头,中午是红薯、玉米面糊糊、窝窝头,晚饭是一顿杂面条“鲤鱼穿沙”。“鲤鱼穿沙”就是把很少一部分杂面条在锅里炸一下,然后捞出来,再把小米汤滚好,把炒好的菜连同杂面条一起放进锅里煮熟,美其名曰“鲤鱼穿沙”。多年后我在家还做过两回,味道感觉还真不错,算是对知青生活的怀念吧。 

  最难熬的是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到大队供销社敲门:“祥克、祥克!”售货员祥克从睡梦中惊醒,一听声音就知道又是我们来买饼干了,门也不开,就习惯性地从门缝下塞给我们一盒饼干,就又去睡了。从不当场收钱,因为知青的信誉在村里特别好。据我估计,当时村供销社的饼干大部分都让我们买走了。 

  当时,每个知青回去探家,回来保证背一挎包火烧,带点咸菜。大家一见立马就围拢过来,解解馋。当时在乡下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体会不到的。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有一次我单独在村里走着,猛然看到有人扔在地上的红薯皮,上边还残留着一些红薯,我看了看四下无人,真想捡起来吃。但最后我还是慢慢地走了过去,理性占了上风。 

  在下乡期间,真馋了就同同学一起跑15里地到县城,往饭店一坐,一碗肉丝面,二两粮票、两角钱;一碗炒面,三两粮票、三角八分钱。下乡3年,在饭店还真没吃过别的。 

  直到1969年夏季我们青年队盖了宿舍,自己起伙,才彻底解决了肚饿的问题。 

   

  1969年夏,贫下中农高玉珠在范寺村玉米地给知青讲述范寺村地理情况 

  

    四、险丧命蛇吸麻雀 食野味初尝蛇肉 

  下乡时因为吃过蛇肉,直到现在每当在电视里看到蛇的画面,就感到异常的恐惧。四十多年前吃蛇肉的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令我至今难忘。 

  记得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们正在地里干活,觉得想方便一下,就跑到远处一块比较低洼的坟地边上。就在我蹲下去的时候,离我五六米远的地上忽然出现了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我马上一动不动地仔细观察着它。只见它叽叽喳喳悠闲地叫着,显得异常兴奋,突然它像中了魔似地,身不由己地向离它两米多远的一座坟墓骨碌碌滚去。怎么回事?我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啊!可怕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荒草覆盖下的坟墓边上露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嘴里吐着蛇信的蛇头,那一伸一缩的细细的蛇信正在急速地吞吸着那只向它滚去的麻雀。说时迟、那时快,我赶忙捡起身旁一块石子,向蛇头扔去,蛇受到了惊吓,蛇头闪电般地缩回了洞里。这时只见那只麻雀像大梦初醒一样,快速地向远方飞去。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那只可怜的麻雀得救了,我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一样,心里喜滋滋的,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假如麻雀今天没遇上我,早就成了蛇的美餐了,假如那只麻雀是龙王的女儿,它会报答我吗?假如…… 

  晚饭开饭前,我们照例整齐地排成两列横队站在庙门口锅灶前,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老大姐”张国高领着我们高声朗读:“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才开始吃饭。晚饭后,贫下中农高玉良队长安排我和邵家云、靳满行、程俊喜、王洪奎、郭和庆等6位同学去范寺村村南浇地。 

  高玉良——贫下中农队长,性格豪爽,为人热情,深受知青尊敬的一位老者。 

  邵家云——四中学生,外号“骡”,下乡一年后特招到济源煤矿篮球队,后调焦煤集团历任司机、厂长。 

  靳满行——四中学生,下乡期间曾有“满行的嘴、老高的腿”之说,为人热情、勤快。 

  程俊喜——六中学生,外号“老干”,身材苗条、精瘦而得名。 

  王洪奎——六中学生,为人热情、憨厚,工作任劳任怨。 

  郭和庆——六中学生,外号“小地主”,身材粗胖而得此雅号。为人大大咧咧,心地善良、热情。 

  明亮的月光洒满大地,万籁俱寂。已近午夜,石河南边的小树林里,“呜呜呜”不时传来几声野狼的嚎叫声,我们仗着人多,并不觉得可怕。身后不远的村子里,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几个同学边聊边浇地,不是这儿跑水,就是那儿跑水,使尽了浑身招数,围追堵截好不容易才把地浇完。我们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回去时,突然,“蛇!蛇!”俊喜大叫起来。大家循声望去,果然只见在银白色的月光下,不远处的地上竟出现了一条半米多长正在蠕动着的花蛇。我赶忙拿锄头把它按住,说实话,当时假若是我一个人,我早就吓跑了。 

  我用锄头挑着这条看起来很不情愿受人摆布的花蛇,小心翼翼地和同学们向村里走去。村头的大黄狗见我们走来,“汪汪”地大声叫着,引得全村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 

  我们来到了黑呼呼的庙里(宿舍),掏出火柴,点着了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屋里渐渐明亮起来。这时“快嘴”满行故意大叫:“蛇!蛇!”正睡觉的同学都吓得从地铺上跳了起来,睡意全无。同学们一起围拢过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一起瞪着好奇的眼睛屏住了呼吸注视着这条正在不时蠕动着的花蛇。场面极为恐怖。 

  “拿烟油往嘴里塞!”爱吸烟的洪奎边拿烟袋边说。“对、对!听说烟油是蛇的大忌。”外号“小地主”的郭和庆操着大嗓门,咧着大嘴,大大咧咧地说。 

  我用锄头紧紧地按住蛇的脑袋,花蛇挣扎着张开大嘴,洪奎趁势拿着铁丝把烟油往蛇嘴里硬塞。奇怪?烟油在蛇嘴里根本不起作用,蛇不怕烟油?蛇该动还动,竟然无动于衷。闹腾了好大一会儿,“老大姐”国高瞪着眼说:“都睡吧,你们都不看啥时候了?俊喜,把蛇扔外边。”我和俊喜赶忙把蛇偷偷藏了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上工的锣声一响,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出工了。等院里人走完,我同“老黑心”李连龙赶快把蛇从袋里拿出来。“老黑心”真不愧是厨师世家,因为当时厨房的锅、菜刀都不敢用,怕女同学顾忌,只见他麻利地用电工刀把蛇头割下,然后左手两个手指夹住蛇的软骨,右手两个手指紧紧地夹住蛇皮狠劲一捋,花斑色的蛇皮从上到下被捋了下来,就好像一个花斑色细长的袋子。接着,又用电工刀把蛇身分别割成了几段。 

  我到厨房用铁勺舀了一勺油放在我的黄洋瓷碗里,用碗在灶火上把蛇肉炸了起来。 

  “娘咦,快撤下,不敢在这儿做!”我扭头一看,贫下中农队长高玉良不知啥时走了进来。“咋了?”我不解地问。“咋了?你们在房檐下炸蛇肉,这屋的房檐上都有蛇,这蛇一闻见蛇香味,口水流下来,万一滴到碗里,人一吃就死。赶快撤了吧。”队长表情严肃不厌其烦地劝道。 

  我和“老黑心”不以为然,心想这都是迷信。队长见我俩死活不听劝,没办法,嘴里嘟囔着“娘咦”,长叹一声,背着手摇着头气鼓鼓地走出了庙门。 

  不一会儿,馋人的香味在庙里弥漫开来,炸好了蛇肉,一品尝,呵!味道还不错,挺香,但用的是瓷碗,油温达不到,蛇肉香而不熟,无奈只得用馍沾着葱花,蛇肉在嘴里胡乱嚼了嚼,这也算过了把瘾。 

  可就从那以后,再热的天我也不敢在地铺凉席睡,为啥?真怕蛇报复! 

   

  范寺村知青带队乔友老师1967年夏在母校复旦大学留影 

  

    五、知青照片登上党报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6812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全国上山下乡运动更是势如破竹、声势浩大,在全国遍地开花。 

  转眼到了1969年的元旦,我们下乡到范寺的知青掐指一算已经13天了。至今回忆当时的情景,头几天还热血沸腾,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激情燃烧。可过了几天那股新鲜感逐渐被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下田劳作所代替。说实在话,当时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也是身不由己,与其被迫无奈,还不如调整心态顺应潮流。我想全国绝大多数的下乡知青当时的心情可能和我是一样的,但毕竟下乡时的年龄都才十七八岁,当时谁也不知以后能不能回城,只有听天由命了。 

  尽管如此,但思乡之情在知青心里愈演愈烈,简直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一天傍晚,因为想家,心里非常难受。同学们叫我吃晚饭,我推说有病。后来同学们竟给我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杂面条。 

  1969年元旦,我向驻队干部鲁志海请假回家,不准。当天晚上我就在宿舍煤火台上坐到后半夜,心里说你不批准,我今天就不睡,呕气。老鲁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不听。老鲁在偷偷地看了我几次之后,无奈,只得回去睡觉了。我一看,没戏唱了,也只得“嗵”的一声跳下煤火台,钻被窝里睡了。 

  13日,我们成立了“战天斗地青年队”,队旗上的七个大字是我毛遂自荐仿照毛体写的,同学们都说不错。尤其是张正根同学夸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但心里却喜滋滋的。因为我上小学时爱好美术,说起这事,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966年文革红卫兵大串联时期,我们焦作四中4420多名同学臂戴红卫兵袖章,一起到郑州、武汉进行串联。在武汉火车站广场,同学们还想往广州去,但没有往广州去的火车票,怎么办?同学们都抓耳挠腮、面面相觑。突然我猛然想起学校革委会开的介绍信上写的“二七市”这个“二七”可以做做文章(文化大革命中郑州市改为“二七市”)。于是我就让同学们围着我,把“二”字下边加了一撇,“七”字加了二竖,就这样“二七市”俨然摇身一变,成了“广州市”。然后让一位同学到车站售票口把介绍信递了进去,当时我真怕被发现,紧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但很快二十多张往广州去的车票拿了回来。当同学们登上往广州去的火车,一路浏览着窗外的风景,钻山洞、过桥梁,眺望着车窗外如诗如画的稻田,远处那巍峨的群山尽收眼底,心里别提多美了。 

  14日,接上级通知,为了大力宣传知青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事迹,解放军报和河南日报记者同时对我们范寺大队知青进行了专题采访,并在贫下中农高万全的带领下到济源县“新愚公渡槽”前拍了照。 

  119日,《河南日报》登载了我们青年队的照片,同学们争相传递观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十来天,我记得我和“老大姐”张国高及几位同学正在闲聊,忽然乔友农老师(焦作六中教师,范寺知青带队干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返城后历任焦作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上海东方出版署董事长)手拿一份报纸高兴地大步走了过来,边走边操着一口浓浓的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嚷嚷着:“快看,《人民日报》登了咱的照片!”我们几个呼啦一下围了上去,果然,报纸上赫然印着《人民日报》四个毛体大字,报纸右下中间我们的照片跃然纸上。我们看了又看,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像我们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照片能在《人民日报》上亮相,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一刻光顾高兴了,把想家的念头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1969年春节下乡在范寺村的部分知青在焦作公园留影(前排中为带队乔友农老师) 

  

    六、练挑担咬紧牙关 建新房喜迁新居 

  1969年的初春,万物复苏,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下乡在济源县思礼公社范寺大队的32名知青经过几个月下乡生活的磨练,已经逐渐适应了当地农村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昔日在城里那肩不能挑、苦不能吃的城里学生,如今已今非昔比,完全融入到了贫下中农的生活劳作之中。 

  在农村,不管是打场、割麦、锄地、拉车啥农活都能对付,可一旦碰上往地里担粪的活心里就发怵。 

  我过去在家里担水都是用右肩挑,左肩水担一放上,立刻压的肩部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可到了农村,经常挑着两个茅罐,往返七八里,往地里送粪。要知道挑担路途远,必须两个肩轮换挑,没办法,只好强忍疼痛,咬着牙,踉踉跄跄,举步维艰硬挺着往前走。左肩真受不了了,赶快往右肩上压,因为掌握不了重心,两个装满大粪的瓦罐一不小心,只听“啪”的一声,前边的瓦罐撞在了羊肠小道边突起的尖利石头上。说时迟那时快,前边的瓦罐一烂,粪尿顿时流了一地,前边那头担子一轻,后边的这头瓦罐也不甘示弱“咚”地一声,砸在地上。前边和后边的粪尿两面夹击,溅了我一身,顿时臭气熏天。后边的同学看到后哄堂大笑,弄得我十分尴尬,哭笑不得。 

  经过我日复一日的痛苦磨练,过了一段时间,两个肩挑担再也不疼了。站在空旷无际的田野,面对光秃秃的大山,心里五味杂陈,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禁歇斯底里地大声喊道:“我终于熬过来了!”不远处地里的大雁像是受到了惊吓,一个个扑楞着翅膀,向远方飞去。 

  大概到了三四月份,范寺大队领导为了让我们改善居住条件,让我们自己脱坯盖房。那时候当地盖房大多用的都是土坯,当地脱坯和焦作一带脱坯工艺完全不一样。焦作一带脱坯是用水把麦秸、黄土和成麦秸泥,往坯模里一放,用泥模抹平,然后把坯模往上一提,一块平平展展有角有棱的长方形土坯就展现在面前。而当地用的土坯根本不用水和,因为当地水资源比较缺乏,农民吃水都是井水。村里仅有的水渠也因为缺水而干枯见底。好在村里的土质比较粘,挖出来的土用铁锹把坯模放满,然后用一块圆石头安个木把,似捣碓一样,用力往下把土夯实。晒干后居然挺结实。这土坯比我们焦作一带的土坯大而厚,重量也重许多。 

  在村里社员们的热心帮助下,同学们吃苦耐劳、齐心协力,终于在春夏之交,在范寺村的东北角,两排整齐划一、拥有二十多间的新瓦房拔地而起。要知道当时谁也不知以后能否回城,真的要扎根农村?天知道…… 

  我们搬出了打地铺睡觉的破庙,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我们的新居,告别了地铺,睡上了舒服的木板床。外号“跑风”(因门牙缺一颗而得此雅号)的李存才荣幸地被同学们推选为司务长,成为青年队食堂的总管。打破大锅饭,实行饭票,吃多少买多少,饭菜质量比过去大有改善。从此,再也不怕饿肚子了。 

  大队领导又专门派知青队长老农高玉良等同志到河南有名的牲口集市漯河采购来9头耕牛。耕牛赶到村里,人们围上来一看,不由地都睁大了眼睛,“娘咦”,9头耕牛牛群里竟然还多出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正瞪着两只大眼,贪婪地吸吮着母牛的奶头。一打听,原来在火车运输途中,在闷子车厢里母牛怀孕期满,禁不住列车的颠簸,实在忍不住下了一头。哈哈,这也算是青年队的意外收获吧。 

  耕牛买来了,紧接着推选饲养员的任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当天晚上,繁星点点,不远处的村子里,不时传出几声狗叫。在青年队的大院里,一盏略显破旧的马灯放在屋外的窗台上,马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映照着同学们稚嫰的脸庞。同学们坐在小板凳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吭声,会场静得连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其实同学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非常清楚,喂牲口这个活儿别说干了,光那个臊气味儿一般人都享受不了。 

  “大家好好考虑考虑,看谁合适?”知青队长“老大姐”张国高干咳一声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对大家说。 

  会场出奇地静,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出声。突然“小闺女”挑着细嗓、略带点结巴高声嚷嚷着:“我选……选‘老婆嘴’。”“对!我同意。”“小地主”咧着大嘴高举着右手笑嘻嘻地随声附和着。 

  “小闺女”原名许庆国,焦作四中学生,因长相秀气、讲话声细而得名。 

  “小地主”原名郭和庆,焦作六中学生,因身材粗胖,讲话大大咧咧而得名。 

  “老婆嘴”原名凌吉胜,焦作四中学生,因讲话幽默、风趣,还加带点絮叨而得名。最拿手的口头禅是“不入虎穴,马得虎子。为朋友两肋插刀”,时不时地给你来上两句跑了调的样板戏唱腔,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老大姐”张国高一看此景长舒了口气,会心一笑,暗自点头。因为“老大姐”知道选“老婆嘴”当牛官并不是开玩笑,这是一个非常勤快、做事很细心的一位同学。随即强忍住笑对“老婆嘴”说:“‘老婆嘴’,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不行不行,没有金刚钻,咱可不敢揽这瓷器活。”“老婆嘴”不耐烦地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说道。 

  “让你干,这是大家看得起你,我看非你莫属了。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帮你,我看你一定能想法把咱青年队的牛喂好。”“老大姐”站起来笑着说。 

  接着,“老大姐”话锋一转,快步走到“老婆嘴”面前,蹲下身子贴近他的耳朵假装严肃地瞪着眼说:“你不是常说不入虎穴。马得虎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吗?” 

  “老婆嘴”闻听此言,立马像下蛋的母鸡一样,脸腾地红到了耳朵根。在场的同学一起哄笑起来,逗得“老婆嘴”也不由地哈哈大笑。这时不知是谁带头拍起了巴掌,引得在场的同学一起鼓起掌来…… 

  不远处的牛圈里,刚买来的耕牛不停地甩着尾巴,仿佛也听到了知青们的欢笑声,也来凑热闹,围拢在一起,对着青年队的方向,昂起头一齐吼着大粗嗓像比赛似的“哞、哞”地叫着,好像也在欢迎、期盼着这个即将上任的“新牛郎”。 

  掌声、欢笑声、牛叫声像交响乐一样,交织在一起,在“战天斗地”青年队的大院里,在偏远的小山村久久回荡…… 

   

  河南省济源县思礼公社范寺村(摄于1969年) 

  

    七、庆九大惊现“反标” 巧成拙遗恨终生 

  (一) 

  1969318日凌晨,天还未亮。突然村里像炸开了锅,“咣咣咣”的敲锣声、狗叫声、跑步声、人们的叫喊声一阵紧似一阵…… 

  正在睡梦中的同学惊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这时喊叫声、锣声越来越近。“村北头麦秸垛失火了,大家快去救火!”大队长刘景长边咳嗽边扯着变了调的嗓门“气急败坏”地大声吆喝着。 

  “不好!麦秸垛失火了,快穿衣服。”“老大姐”张国高边穿衣服边说。 

  我慌忙穿好衣服,正要往外跑,忽然看见外号“老肯”的韩新民一把扯下搭在绳上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衣十分麻利地穿在身上,我正要阻止,一想算了,救火要紧。要知道,那件旧军衣是我费尽周折跟亲戚要的,昨天刚从家里带回来。在那个年代,军衣军帽是每个青年人最时髦的装束。 

  等同学们端着盛满水的脸盆晃晃悠悠地跑步来到村北头麦秸垛时,脸盆里的水只剩下了一少半,熊熊燃烧的麦秸垛已经烧掉了一大半,仅有的水泼在麦秸垛上,简直是杯水车薪。人们远远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渐渐烧成黑灰的麦秸垛,只能是扼腕叹息。 

  虽然那时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什么事都可以上纲上线,但是淳朴的乡亲一致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大概是过路人扔的烟头所致。 

  又过了一星期,一天早上,人们在范寺村第三小队的吃水井里像往常一样,费力地摇着辘轳,当水桶提上来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水桶里竟然漂浮着几个硬皮的本子。拿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小队的会计账簿。 

  当村治保主任和三小队会计火烧火燎地来到三小队的会计室时,意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只见门锁被撬、房门虚掩,推开房门,屋内略显破旧的办公桌的两个抽屉锁全部被撬,抽屉内的账本已荡然无存。 

  淳朴善良的乡亲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纷纷推测着、议论着,大家都认为这是小偷做的案。 

  4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各地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庆祝九大的召开。济源县思礼公社决定当天晚上在公社所在地举行盛大游行活动。 

  因为是晚上游行,公社领导希望各大队在游行时都要把最好最大的灯笼展现出来。 

  一大早,各小队都在扎着各式各样的大红灯笼。我们青年队也不例外,村领导专门给我们派来了扎灯笼的师傅,师傅给我们一共扎了4个灯笼,2个宫灯、2个走马灯。我还特地用硬纸版刻了“毛主席万岁”、“庆祝九大”几个大字,分别镶嵌在2个走马灯里的灯架上,灯架下是一根可以转动的轴。 

  灯笼做好,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点燃了走马灯里的蜡烛,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走马灯里的那几个大字。过了一会儿,灯笼里的热气上升,外面的冷空气迅速补充进来,这时“骡”最先喊了一声“转了,转了!”只见走马灯里的“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果然转动起来,同学们都像看西洋景似地看着,觉得非常好玩。 

  晚上,思礼公社门前的土路上,一队队打着各式各样大红灯笼的游行队伍,打着红旗,放着鞭炮,高喊着“庆祝九大”的口号,神情激昂地列队从公社门前走过。同学们纷纷好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灯笼,只见有宫灯、圆球灯、绒球灯、走马灯等许多叫不出名的大红灯笼。这时,“小炉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同学们面前,高兴地说:“娘咦,咱向来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灯笼,真开眼了,高!实在是高!” 

  “骡”——原名邵家云,因家云和“驾辕”谐音而得名。当地农村马车驾辕的一般是骡,因为骡比马还壮实有劲。 

  “小炉匠”——原名张本芳,小名“小炉”。因长相和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小炉匠”相似而得名。 

  第二天村里在庙门前突然召开村民大会,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县公安局的一位姓陈的民警扫视了会场一眼,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神情严肃地给大家讲话说:“昨天晚上,公社正在举行庆祝九大的游行活动,我们范寺村大队门前却发现了一张‘反标’,这是阶级敌人明目张胆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根据‘反标’的所用纸张和笔迹鉴定,我们初步认定,这是一个三四年级、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写的。希望大家检举揭发,尽快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绳之以法。” 

  民警的话一讲完,知青立刻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顿时都惊呆了,庆祝九大时大队门前竟然发现了“反标”,这可是极其重大的反革命事件。联想起村里近段时间发生的麦秸垛失火、三小队会计室被盗,人们好像觉得有一只无形的可怕的黑手正伸向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二) 

  一连几天,举报线索一个个报了上来,经过筛查,又一个个被否定。 

  民警小陈每天往返于县公安局与范寺村之间。小陈当时也就二十来岁,小平头,穿一身便装,中等个,白净脸,眼睛不算大,一笑俩酒窝,比较健谈。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混得也比较熟。有一次我笑着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把民警证在我眼前一晃,只告诉我他老家也是焦作的,其他无可奉告。 

  太行山山脚下范寺村的村民表面上每日还和往常一样,但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最近村里发生的一连串令人不可思议的蹊跷事。 

  根据案情分析,近半个多月以来,村里相继发生的火烧麦秸垛、撬盗会计室、大队部门前的“反标”,似乎都和会计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一天的工分才两角钱,会计室并没有存放什么钱物,但小队会计室的账本却无缘无故跑到了井里,这说明了什么?目的何在?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一连串的疑问,在每个专案组成员的脑海里翻腾。分析来分析去,专案组最后决定,问题出在第三小队,第三小队嫌疑人员马上举办学习班。 

  学习班的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包括第三小队的会计强好收(化名)。 

  强好收——小队会计,未婚,二十来岁,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在村里为人不错、口碑很好。 

  学习班办到第四天,三小队的会计强好收终于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攻心,离奇失踪。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会计失踪,基本上说明案情已真相大白。民警小陈不禁喜上眉梢,长舒了口气,屁颠屁颠地赶往县城汇报去了。 

  第二天,民警小陈给局领导汇报完后又回到了范寺村,但此时的心情已是如释重负。 

  过了五六天。一天下午,我担着粪刚出庙门,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快速来到我面前,“嘎吱”一声站住,扭回头伸手从后座上的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然后骑车扬长而去。我放下担子,仔细端详着信封的封面,只见封面上方写着:“河南省济源县思礼公社范寺大队”,中间是:“第三小队全体青年收”,下方落款是:“焦作火车站”。我当时也不知是谁写的信,知道是邮递员把第三小队错当成了青年队,但是我知道这是一封公开信,谁都可以看。我好奇地把信打开。不看还可,一看不禁使我屏住了呼吸暗暗吃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健忘,但至今回忆这封信的内容,感觉还是记忆犹新。信的大意是: 

  尊敬的第三小队全体青年同志们: 

  你们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现在以万分沉痛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也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范寺村的麦秸垛是我烧的,会计室是我撬的,大队门前的“反标”是我写的。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在学习班因为思想压力太大,畏罪潜逃。 

  这几天我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在火车上,当我看到车厢里的旅客手捧毛主席语录,一个个笑逐颜开,庆祝九大召开时,我也手捧毛主席语录向旅客同志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向大家宣读九大的新闻简报,并用我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大家吹奏革命歌曲。那一刻,我强颜欢笑,内心痛苦极了。我正值青春年华,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我来到北京,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痛苦、悔罪的心情无以言表。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痛下决心,回去向领导和同志们低头认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现在已从北京回到焦作火车站,明天我就到村里了,希望大家原谅我,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看完信后,顿时明白了一切。我赶快找到民警小陈,把信交给了他,小陈看后,长舒了一口气,急忙回县里交差去了。 

  第二天,强好收果然回到了村里,家都没回,径直来到大队长刘景长面前,痛哭流涕,“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刘景长无奈地看着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强好收,长叹一声:“好收,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回家听候处理吧。” 

  淅淅沥沥的小雨足足下了三天。这一天下午,雨过天晴,范寺村批斗强好收的大会在庙门前举行。庙门前是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小舞台的下面站满了前来开批斗会的社员,有的妇女怀里抱着正在吃奶的婴儿,有的老农嘴里在不住地“吧嗒”、“吧嗒”,若有所思地吸着旱烟,吐出来的烟雾在人群周围弥漫开来,呛得一些妇女不住气地咳嗽。几个顽童在人群里穿梭似地追逐着、打闹着。 

  当强好收五花大绑地被民兵推上来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批斗会在范寺村村领导组织下进行。首先由村支书段其圣讲话。他向大家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范寺村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案件都是本村青年强好收一人所为,希望强好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老支书讲完话后,强好收开始交代问题,他主要交代了自己烧麦秸垛、撬会计室、写“反标”的全过程,并详细交代了自己如何准备晚上夜深人静时用缝衣针掺到牲口饲料里,让生产队的耕牛吃后病死,但又想到生产队的耕牛确实来之不易而不忍下手…… 

  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做梦都不会想到是他干的。 

  批斗会结束,大队领导立刻让知青邵家云、高民祥迅速把强好收押到了县公安局。路过公安局篮球场时,遇到民警小陈在打篮球,一看到强好收押了过来,他眼都红了,狠狠地骂了一句,上去就给了一脚。这是押他的知青高民祥回来后给我讲的。 

  后来,强好收被判了3年刑。 

  在村里民兵突审强好收时,我还特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是会计,查账时发现少了60元钱,“补”不够数,所以才耍了个小聪明。我当时听后心里暗暗吃惊,一念之差,为了60元钱,可能将葬送自己的一生。 

  还有人说好收是以前村里征兵时没当上兵,心怀不满,伺机报复,故意作案。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一转眼,43年过去了,据范寺村的村民讲,好收一生坎坷,最后还是因为年轻时的一时失足,铸成大错,孩子工作的事因此受到牵连,一时想不开,生命走到了尽头。 

   

  第五插队组左起:刘素杰、张国高、窦成根(2011年4月17日重返济源范寺村) 

  

    八、男女搭配全体插队 苦中作乐琴声悠悠 

  时空拉回到1970年的春夏之交。“战天斗地青年队”按照上级部署,全体插队。我们32名知青本着男女搭配、自愿组合的原则,分别分到了范寺大队的五个生产小队。 

  我(知青中都习惯叫我老窦,导致村里老少都跟着叫了起来,就连房东大伯大娘见面也叫我老窦,其实我当时才十七八岁。好长一段时间,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和“老大姐”张国高、张世栋、房继贵、邱素琴(“老邱”——下乡时同学之间都这么叫)、刘素杰(一次素杰探家回来,给张世栋从家里捎来了一些钱物,边递给他边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说:“你妈不让你浪费。”在场的同学听到后不禁相视一笑。从那以后,“你妈不让你浪费”这句口头禅就在知青群中广泛流传开来)男女各半6名知青分到了第五生产小队。仨男同学住在已年过七旬的老大爷王太禄的家里。王大爷家有南北两座瓦房各3间,家有5口人,儿子长年在外地工作,大爷和老伴、儿媳、孙女在家务农。大爷家的孙女叫小云,当时才6岁,长得调皮、聪明伶俐,一双充满稚气的大眼,胖嘟嘟的圆脸,一笑俩酒窝。一次,小姑娘在我们面前叼起根烟,像模像样地摆了个顽皮姿势,活脱脱就像电影里的小童星,顿时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果不其然,后来不知哪个地方的戏剧团来村里招收学员,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有模有样的小姑娘。虽然戏剧团的同志一次次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给王大爷做工作,但最后还是没能如愿。一来是王大爷嫌孙女太小,二来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都认为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将来没多大出息。 

  房继贵、邱素琴、刘素杰3位女知青住了两间屋,正对门的一间作为我们的厨房,右边的一间算作她们3个的卧室。房子外边连个院墙也没有,但是说实在话,当时的社会治安出奇的好。 

  插队后,我们和社员们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每天天蒙蒙亮,队长敲锣的锣声一响,我们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干到大约快该吃饭时,先有一位女同学提前回家做饭,一天三晌都是这样,等到我们从地里回来,饭基本上就做好了。这也算是对我们知青的一种优待吧。早饭玉米稀饭、红薯、玉米窝窝头。午饭和早饭同样。晚上收工回来,杂面条、窝窝头。仅有的一点白面改善生活用。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下乡的男女同学我觉得当时都特别的懂事。每回借社员家的水桶去井边挑水,担满水缸后,始终忘不了给社员家再送一担水回去。每到吃饭时,一到我们该盛第二碗的时候,我们总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先有意无意的拿眼往锅里一瞟,如果只有半碗到一碗饭,故意装作吃饱的样子,把碗洗干净,放在煤火台上。记得有一次改善生活吃馄饨,我们男同学吃了一碗还想吃,但看到锅里只剩大半碗了,虽然都很想吃,但实在不好意思自己独吞。后来听说做饭的女同学邱素琴气得只掉眼泪,她误解成我们男同学嫌她做的饭不好吃了。 

  辛辛苦苦插队干了半年,到半年分红时,会计一算账,20分算一个工,一个工才2毛钱。据说这还不错,有的村一个工才5分钱。按当时的市场价格,2毛钱在饭店能买一碗肉丝汤面条,8分钱可以买一碗素汤面条。我半年的工钱扣除粮食外,还开了7.52元。上午钱到手,下午我就兴冲冲地跑了15里到济源县城乐器店,用了7.5元买了一把二胡。后来因为我实在没钱了,在无可奈何中竟心血来潮、鬼使神差地跑到县城当铺去当二胡,幸好当铺老板给我的价钱过低,7.5元买的二胡用了半年只给我当1元钱。我软磨硬泡下勉强给我2元钱,我一看价钱太低,拿着二胡又回到了村里。 

  后来我暗自庆幸二胡没有给当了,这把二胡伴随着我度过了难熬的下乡岁月。暑去寒来,几乎每天吃过晚饭,以“老大姐”张国高为首,我们七八个喜欢吹拉弹唱的男同学都要围坐在我们住的屋子里,每人怀抱一件乐器,因为都是初学也不管声音有多难听,只要高兴就行。过了一段时间居然都有了不小的长进,像《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北京有个金太阳》等一些比较简单的歌曲居然演奏得也像那么回事了。 

  由于每天晚上我们知青兴趣盎然地吹拉弹唱到深夜,时间久了心里不免有所顾虑,因为当时村里人家很少有闹钟,更别说手表了,所以每天半夜到底玩到几点谁也说不准,也怕房东大爷家心里烦,碍于情面没法说。有次我试探着并小心翼翼地问大爷到底烦不烦?出乎我的意料,70多岁的大爷听了却捋着胡须哈哈大笑,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娘咦,烦不烦?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一回家呀,白天还好说,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不到你们吹拉弹唱的声音,我整夜整夜地反而睡不着觉了,你说怪不怪。” 

  直到现在,虽然40多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时不时地不免就想起当年下乡时的场景。忘不了房东大爷大娘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仿佛又和房东大爷一起谈笑风生健步走在通往济源县城15里的乡间小土路上。虽然大爷当时都已70多岁了,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我当时自认为在知青中走路算最快的了,可和大爷比起来,我还是甘拜下风。如今,房东大爷虽然不在了,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我的眼前出现,借助博客,我从心里要对房东大爷说:“大爷,一晃40多年了,你还记得我下乡时你成天喊我老窦吗?你还记得我给你说你那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叫我老窦,可你笑呵呵地说村里人都这么叫,习惯了。我只好作罢。大爷,你在天堂一路走好,还是那句话:愿你老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有次村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首先要唱忆苦思甜歌,村里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乐队来为大家伴奏。为了凑数把我也给拉上了,我也不推辞,掂着二胡就大摇大摆地上了前台,一屁股坐到小乐队的旁边。当忆苦思甜的歌声响起,我也有模有样、滥竽充数、旁若无人地拉起了二胡,顿时悲苦的歌声伴着凄凉的琴声在范寺村的上空响起:“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这首忆苦思甜歌在当时很风行,相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难忘。 

    

  (作者简介:窦成根,1951826日出生。焦作市第四中学1968年初中毕业。19681217日在济源县思礼公社范寺大队下乡。19715月代表知青在思礼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19722月被焦作矿务局王封矿招工录取,返城工作。19874月调往焦作矿务局朱村矿机电科工作。2001年退休。) 

     ——该作品发表于《济源文史资料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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