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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情的凝聚 爱的回忆 ——我在济源塘石的知青生活

撰写时间: 2018-03-14 来源: 市政协文史委

   张林春

   

  张林春

 
一、第一印象

  1974年下乡到塘石村的时候,社员们的生活主要是靠种地收粮、种树收果,社员家里可以养鸡养猪,吃菜要靠队里菜地分菜,是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和拥有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制、以按劳分配为原则而获取劳动成果的生活方式。大队不靠山不靠水,没有什么像样的副业、商业,除了几部农用拖拉机以外,代销点、医疗所、小磨坊等零打碎敲的挣不了多少钱。生产队的果园、砖瓦窑、毛笔厂等,由于规模较小,手工制作,也挣不了多少钱。而在每年庄稼收获的季节,各生产队要按公社、大队的指标,上交公粮(农业税),还要留提留(钱或粮)。除了卖余粮和搞副业有些现金收入外,大队、小队、社员们的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积蓄。生活都比较简朴,穿戴也显得土气。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说哪家多富,哪家多穷,没有什么攀比,大家生活得挺开心,挺和谐。 

  每年,县委、公社都要搞工程建设,什么挖河道、修水坝、整梯田、植树造林等,都要各大队组织人员出工出钱。这些都是公派的,无论是钱财和人工,还是生产工具等,都分摊到各大队,社员们出义工,吃、住、劳动工具什么的都需要自行解决。我们青年队的知青可没少借社员们的劳动工具,因为我们是下乡锻炼的知青,又都是单身的青年劳力,所以只要有工程建设,大队都要安排我们去参加。虽然我们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干活也劳累,但是我们很愿意和社员群众一块干活,跟着农民们学习怎样劳动,领略体会农村的现实生活。 

  二、艰苦的磨练  难忘的冬天 

  记得197412月份,公社组织我们下乡知青集体到克井公社石河村去整修大寨田。那是靠近太行山的一大片北高南低的山坡地,要把它垒砌平整搞成一块块的大寨田。各村各队领受任务后,回到住宿和搭伙的石河村,开始整理住房,打扫卫生。当时由于人多地方小,我和程胜利等三队的10个人,被分配在一间很小的民房里。其他知青和社员被安排在别的地方。我们打扫了一遍后,弄些麦草铺在地上,放下被子就算有了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天不亮,领工的大队干部闫黑留就挨着门叫醒大家。吃了饭后就拉着平车、拿着工具去山坡上干活。冬天的气温较低,土地冻得十分坚硬,用铁镐挖下去震得手臂发麻,铁锹挖下去也很费力。由于是山坡地,碎土和乱石头搅合在一起很是难挖。我们就分段分片开始平整。挖的挖,扒的扒,装的装,拉的拉,工地上插着红旗,挂着标语,响着宣传鼓劲的大喇叭,传出高亢有力的口号声,漫山遍野人头攒动、车马穿行,一派战天斗地的劳动景象。因为我们知青是初次参加这样类似于“革命运动”式的开垦建设,所以大家都情绪高涨,兴致勃勃。 

  早晨,我们天不亮就出工干活,中午吃过饭就又去干活,晚上日头落山后才收工回村。由于干活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晚上又休息不好(经常是半夜起来解手后再回到铺前,就没有了睡觉的地方,只能是硬挤进去侧身睡,根本不能平躺着身子),所以,身体渐渐地有些吃不消,加上干活时出力流汗不注意,受冷感冒的事时有发生。一个多星期后,我和高树芳等几位同学就受凉感冒,头晕目眩干不成活。大队干部闫黑留知道后,就让我们多喝开水,让伙房做了面条给端过来。感觉稍微好了点,我们就又上工地干活了。可以说,我们青年队的知青,没有一个因病因伤或吃不消退下来的,没有一个愿意让别人指点笑话看不起的。 

  1975年元旦,下了一夜大雪,第二天打开屋门时,地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温度已是零下几度。我们照样出工到坡地去干活。山坡上风较大,气温很低,西北风卷起的雪花漫天飞扬。用水和的白灰沙浆,时间稍长,就冻成了冰坨坨。用手搬起石头或砌筑石块,冻得手指僵硬,手心冰凉。因为穿着棉衣不方便,我就脱去棉衣干活。活动开了就不觉得冷了,还会出汗。等汗水落下去,稍晚一会儿,身体又会受风着凉。因为每天忙着干活,没时间细致洗涮,也没条件洗澡,所以,衣服、鞋子、帽子,到处都是灰土土的。 

  平时我们这些知青一顿只吃一个馍或一个半馍,这时候,我们一顿能吃4个馍(一个馍2两,两个拳头那么大)。因为饭菜没有什么油水,副食比较差,所以,如果不用馍填饱肚子,撑不多大时候就饿了。大家见面时都说很累很困,但是没有谁提出不想干的。同学们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干活再苦再累,都下决心把活干完、干好!大伙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青年队的知青,硬是干完活儿以后,才回到家里过1975年的春节。 

  正是因为通过1974年的夏收和秋收两季锻炼,加上这次整修大寨田的重体力劳动对意志的磨练,我们知青们的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得到极大的提升。什么苦呀累呀、土呀脏呀,根本不在话下。我们与广大社员群众真正地融合到了一块,基本上是农村人能干的,知青照样能干;农民能吃的苦,我们照样可以! 

  三、出牛圈的尴尬 

  19746月的一天,按照三队队长卢影常的安排,我和程胜利在生产队的饲养圈里出牛圈,也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和土挖出来,用作上地的积肥,再填进一尺多厚的新土。我们二人一人出一个牛圈。把牲口牵出来以后,拿着铁锹进到牛圈里挖一尺多深的土和牛粪,挖出来一铁锹就用力从后边墙上的小窟窿甩出去。一开始还可以,干了1个多小时后就感到胳膊酸痛,加上牛粪臊臭臊臭的真是难闻,就出来歇一会儿,换换气!等再进去挖粪出圈时,感到气味难闻有点受不了。队长卢影常看到了,就说:“人家一个人一晌出一个,记3分,你两个干到现在了,还不到一半咋弄来?!”说得我俩很没面子。为了快点干,我俩硬着头皮进去挖粪。虽然我俩也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但是由于缺乏体力锻炼和经常性劳动,所以累得浑身是汗,手腕和胳膊发软,衣服也都湿透了。等到我俩干完整理好,社员们早就吃过饭休息半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和胜利牵着牛,赶着骡子进饲养圈时,由于缺乏驯养经验,这匹高大的骡子就是不好好进去,我就生气地朝它屁股上打了两下,谁想它尥起蹶子朝我身上踢了过来,一下子将我掀翻在地,险些踢到我的胸部,痛得我好大一会才缓过劲来。 

  当时就记得,这3分真是难挣,又脏又臭又累又险。浑身上下都是一股牛粪味,一出气,连嗓子眼里都有臭味!而且还被牲口掀了一翻,弄得我俩真是哭笑不得。回到青年队端碗吃饭,拿着筷子,还感到手直打颤。 

  四、装窑与出窑 

  在我们生产队的西北地有一座砖瓦窑,是专门用做烧制砖瓦的。平时,有两个壮劳力在那里干活,他们负责挖土、和泥、拖砖、晾晒。等凑够了一窑的砖坯以后,队长就带着我们到砖窑去装窑。一二十个人排成一排,从砖坯子跟前一直排到砖窑的里面,一摞砖一摞砖接力传递装到窑里。 

  这可是个重体力劳动,因为一窑可以装5万多块砖坯。一块砖坯有六七斤重,一摞砖坯有七八块,加起来有五六十斤重。从搬运传递开始,一摞一摞地往前走,任何人中间不能停顿。由于两只胳膊和身子不停地扭动传递,所以不一会儿,就两臂发胀,浑身发热,再过会就是满头大汗,把我和席中原、程胜利3人累得可是不轻。再看看身边的社员,好几个都是满头大汗的媳妇或姑娘,还有几个是五六十岁的社员,弄得我们3个哭笑不得,根本不好意思说什么。那天,我们3个是硬挺着干到底,累得是浑身酸痛。晚上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半夜有尿硬憋着,就是不愿起来去厕所。 

  等到出窑时,虽然经过浸水降温,但窑内的温度还是不低,烧好的红砖拿在手里还略有些烫手。外边比较凉快,但进到窑里面,就像是走进了蒸笼。我和席中原、程胜利3个知青一辆架子车,连装带卸跟着大伙出窑,一车一车地往外运砖。因为烧成的红砖比较粗糙坚硬,所以戴着的手套在不停地装卸过程中就磨破了。越往里温度越高,越往里砖垛码得越高,装车越不方便,真正就像是处在蒸笼里一样。由于手套破得不像样,就只能徒手拿砖装卸,两手都磨得破皮渗血。可是身边的社员们没有一个是戴手套的,都是徒手装车卸车一个劲地干活。看着他们黝黑粗实的皮肤和满手粗糙的老茧,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艰苦和乡村生活的现状,也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别和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 

   

  塘石知青老照片 

   

  五、两碗捞面条 

  记得1974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三队的麦场上和社员们一起晾晒麦子。二队的知青闫玉喜(又名小喜)走过来找我。当时他是愁眉苦脸,满脸的不高兴。我问他:“怎么了,有啥事?”他说:“我想家了,你和我一块回家吧!”因为我手拿着木掀正在干活,所以就说:“现在不行,等干完活再说!”他就在旁边等我。等到将麦子收拾好收工时,天都快黑了。我就问他为啥想回家?他说每天干活太累,不想干了,就想回家!我就劝他刚来还不到一个月,回去不合适!他两眼含泪说:“我心里可难受,就是想回家!”我一边走一边劝他,走走停停,停停说说,等我两人到青年队时,伙房已经关门上锁了,伙房的王师傅已经回家了。 

  小喜一看没有饭了,就哭了起来。因为不知道王师傅在哪住,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所以我就说:“没有饭了不吃中不中?”小喜不愿意,说:“肚饿了,不吃心慌!”因为他比我小,看着伤心落泪的样子,我就说:“俺队砖瓦窑有个煤炉子,有锅碗瓢盆。咱去哪里找饭吃吧!” 

  小喜跟着我,顺着小路摸黑走到三队砖瓦窑。“老党”(因为他是个党员,所以社员们都喊他老党)见我两个人过来了,就问:“你俩这时候过来干啥?”我说:“我俩因为收工晚,回到青年队伙房锁门没饭吃了,想找点饭吃!” 

  “老党”看着小喜问:“你这孩咋哭了?”小喜说:“肚饿!没有饭吃!”“老党”一听说:“你俩坐下等一会,我去给你们和面擀面条。” 

  小喜坐在凳子上直掉泪,很委屈地说:“这要是在俺家,俺妈肯定不会叫我干这活,早就把饭端到桌上了!明天咱回家吧?我真想家!”边说边哭。他一哭,我心里也难受,也感到很想家,就掉下了眼泪。 

  停了一会,“老党”端过来两碗捞面条。因为没有菜,他就用蒜臼子砸了两头蒜,放到面条里搅和着吃! 

  因为肚子饿了,我俩端着碗三下五除二就吃了一多半。他一看,就慌着又下了一锅,不一会又端来两碗捞面条递到手里让我俩吃。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是感激还是委屈,我俩边吃边掉泪,端着碗再也吃不下去了!“老党”的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俩一声不吭。在我俩离开砖瓦窑走到路口向他挥手致谢时,他大声说了一句:“孩儿,肚饿了再来啊!” 

  六、想家的眼泪 

  当天晚上,我俩心里充满了对“老党”的谢意和敬意!也感到心里特别的难受和憋屈。从砖瓦窑回青年队的路上,我俩谁也没有说话,就只是听到两人的脚步声。 

  回到青年队,同学们都急着问:“没见你们两个吃饭,去干啥了?”程胜利和席中原见我和小喜不高兴,就问:“咋了?”小喜说:“我想家了,想叫林春和我一块回家!回来晚了没饭吃!”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胜利一看小喜哭,就说:“我也可想家,想回去看看!”也掉眼泪哭了起来!旁边的高树房、席中原等好几个同学也跟着哭了起来,而且越哭声音越大。不一会,旁边的女生宿舍也传出哭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人,就好像是受感染似的。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下乡快一个月了,确实想家了!平时不想说也不敢说的,在今天这个晚上借着小喜的一哭,大家终于憋屈不住,都哭了起来,将压抑多日的情感宣泄了出来! 

  七、一条洗脸毛巾 

  19745月的一天早上,队长卢影常安排我和卢广义一起往地里送肥。因为需要使用架子车,所以我就扛着铁锹到他家里找他一块拉架子车去。那天他起来得似乎有些晚,正蹲在地上就着脸盆子洗脸。见我过来了他就招呼我坐在凳子上等他。 

  他用双手捧起一些水往头上(平头)和脸上搓洗,又随手拿起一个洗衣粉袋,往手心里少倒出一点,往头上一抹就开始上下左右的洗头,然后拿起毛巾擦头擦脸。就在这时,我看清楚他手里的那条“毛巾”,根本不是我们平常用的毛巾,而是一块农村自己纺织出的白色粗布,看样子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了,黄黄的、灰灰的。由于平布上面没有“毛”,比较平整和光滑,所以,用它擦头洗脸真是擦洗不干净或者说有点不太合适。心里正琢磨着呢,他拿起一个碗在水缸里勺起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下去,穿起衣服就拉起架子车准备走。我说:“哎!你还没刷牙呢?”他说:“刷啥牙哩?走吧!咱农村人可不像你们城里人早上刷牙,晚上洗脚!咱也不买牙膏,不买香皂!省出点钱买些油盐酱醋比啥都好。”他不经意间的几句话,噎得我好大会儿没有回过神来。因为刚来到农村不久,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习惯不太了解,所以不知道是问对了还是说错了。 

  我俩人拉着架子车一直往前走,他看我不吱声,就说:“可不是我一个人不刷牙,村里边的人大部分都不刷牙!牙膏、肥皂都挺贵的。”我问:“那你们身上脏了在那里洗澡?”他说:“在家里用井水撩着洗洗就行了!”我说:“冬天冷了咋办?”他说:“不洗!谁还专门为这跑到城里花钱去澡堂洗澡?”我俩边走边扯,我边问他边答。 

  第二天早上,我端着脸盆去洗脸,看着手里拿着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肥皂,我愣神想了很久,真的不知道该咋用了…… 

  八、引水浇地 

  197410月,地里的玉米长出来了,由于天旱无雨,苗儿耷拉着脑袋急需引水浇灌。 

  一天晚上,队长卢影常叫我和三队社员卢小窝一块,去位于三四里外的小郭富水口引水浇地,说是晚上8点钟,准时把水接过来。卢小窝比我年长几岁,以前浇过地比较有经验。他专门告诉我:“别看白天天气比较好,到了夜里天气很凉,让我把衣服穿得厚一些,身上带点干粮,下半夜肚子饿了就吃点。” 

  我俩吃过晚饭后,就拿着手电筒,扛着铁锹,顺着土路和水渠走到了小郭富水口,在那里见到了公社管水利的干部老李和小郭富村的两位社员。在老李的看管下,8点钟准时将流往塘石村的水口扒开,将流往小郭富村的水口堵住。涓涓的蟒河水,顺着水渠哗啦啦地流向下游,我俩跟着水头一直往下走。凡是有堵水的地方,就赶快清理干净,如果有漏水的地方,就挖土堵好。水渠的质量还算不错,水头也不小,一直往前流着,很快就到了我们三队的地界。按照队长事先的安排,我俩先将北地的“谷陀”(水池子)放满水,然后就挖开水渠的分水口,让水顺着地势浇地灌溉。 

  农村的夜晚静悄悄的,旷野里没有城市的满街灯光,也没有城里的喧闹。田野里传出蛐蛐的低声啼叫,“谷陀”旁边传出青蛙“咕哇,咕哇”的声响,不时还有夜行鸟从树上发出几声鸣叫。我和卢小窝打着手电、拿着铁锹,顺着一块块玉米地跟着水头引水灌溉。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有的地块浇得比较普遍,也有的浇不到多少水。到了比较平整的大块玉米地,因为用水多,浇得时间长,所以,浇着浇着就到了后半夜。卢小窝躺在地头上不一会就睡着了,我打着手电继续看水。 

  皎洁的月亮高高地挂在树梢,满天的繁星在天际边闪闪发亮。远远地望去,北斗星、牛郎织女星、“姜子牙钓鱼”等清晰可见。这些汇集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知和情感,凝聚着先人们科学智慧与美好向往的传说,尽显在眼前。随着一股股水流的前行,使我对美丽的大自然充满新奇和遐想,也勾起了我对农村现实生活的依依爱恋。阵阵凉风吹过身边,声声鸟鸣响在田间。气温已明显变凉,身上略显冷得慌。卢小窝起身查看了浇地的情况,看见地块较大,水流正常,就招呼我躺下来睡上一会儿。因为我衣服比较单薄,也担心地上有蚂蚁或爬虫什么的上到身上,所以就坐在地头,不敢躺在地上休息。不一会儿,我身边就传出了呼呼的睡觉声音。 

  月亮渐渐淡去,东方微微发亮,林子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开始吵闹。远远地可以听到村子里的公鸡长鸣、狗儿吠叫,老牛那低沉的哞哞叫声似乎传得更远。随着太阳从东方的天边冉冉升起,村子里陆续冒起了缕缕的炊烟。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又充满着无限的生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留影 

 

  九、我们的文体生活和学习教育 

  我们下乡知青的文体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有时间、有条件,我们就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林萍、樊月芳在学校时是排球队的,原永生、连明是篮球队的,张志明是兵乓球队的,常小凤自幼跟随父辈练习绘画,有一手漂亮的绘画技能。学校在欢送我们下乡时,专门赠送了篮球、排球、足球各一个,乒乓球、羽毛球各一套。大家自主携带或购买有二胡、月琴、竹笛、小提琴等乐器。在青年队大院里,同学们利用集中住宿的有利条件,只要有空余时间,大家就互相学习,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即丰富了精神生活,也促进了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可以说,青年队成了塘石村的夜生活俱乐部。 

  大队支部书记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在农闲时多次安排社员群众和知青们一起平整场地,修建球场;还用钢筋水泥制作了篮球架、篮球板、乒乓球台等。尤其是带队干部刘启运,先后带领我们知青到梨林公社的南程、思礼公社的荆王、克井公社的青多等知青点交流学习或进行体育比赛。林萍、樊月芳、原永生等还被推荐集训,代表济源县参加体育比赛。 

  具有一技之长的常小凤,在大队举办的壁报、板报等文化宣传活动中,制作版面或现场绘画,成了社员群众喜闻乐见和围观欣赏的景观之一。在县知青办组织安排的绘制宣传园地和大幅壁画的过程中,常小凤在众目睽睽之下,挥笔自如,多次作画,深受领导的表扬和现场群众的称赞。 

  由于那时候农村三天两头停电,为了便于夜晚看书学习,同学们就制作了多盏煤油灯或事先买上几根蜡烛,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看书学习,希望以后能够参加高考,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老支书卢庆隆为了增强本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专门抽调冯爱清、原永生等同学到学校任教,并安排知青同学回学校借图书以供阅览。常小凤、卢素云等同学之所以能够在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中专,得益于在农村不间断地学习和同学们的帮助。知青同学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品质的养成,得益于老支书卢庆隆和带队干部刘启运的跟踪教育和严格要求,得益于社员群众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帮助。这也许是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在塘石村受到好评,或者说我们对塘石村念念不忘的原因所在。 

  十、机遇和幸福的邂逅 

  那时候,整个青年队女生最大的王秀荣19岁,最小的刘延不到16岁;男生最大的原永生18岁,最小的闫玉喜不到16岁,我那年17岁半。在那个革命的火红年代,我们这些刚刚迈出校门的高中(初中)毕业生,被广场上的革命口号和欢送的锣鼓所激动,为胸前的大红花而感到骄傲和光荣。其实,我们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除了几个超过18周岁的以外),在未知前去的地方是什么样、一生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的情况下,就在轰轰烈烈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浪潮裹挟下,来到了豫北的济源塘石村。 

  在这之前,按照上级组织的政策要求,我们都已经被停供了粮食关系,迁出了城市户口,一并送到了克井派出所和原昌粮站。除了第一年由国家供给粮食外,今后的生活就要按国家的知青政策,在农村插队落户,并扎根生活。无论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是不是能够应对困难和自主生活,我们已被划定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属于插队落户扎根农村的新一代!如果不是云南知青因为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工作环境过于恶劣,以至于卧轨请愿、北京上访,导致知青政策有所改变,并最终形成1979年的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话,也许我们这一代知青,就像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支边垦荒一样,将在农村生产劳动,扎根生活一辈子。 

  整体上来讲,我们下乡到济源塘石的知青算是幸运的,其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劳动生产、生活条件、安全保障,以及良好的民俗民风等都是相对较好的,也使我们获益匪浅。这也是上级有关部门多批次安排知青下乡到塘石村接受锻炼的重要原因。 

  那时候,我们天真无邪,单纯幼稚,在欢天喜地地欣赏农村的乡土风情时,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苦涩与寂寞。尤其是在夜晚或阴雨天,这里没有了城市里的灯光和喧闹,没有了宽阔的马路和沿街的店铺,在新鲜和热情逐渐退却下来之后,才冷静地发现,所处的乡村夜晚是如此的寂寞,道路是如此的狭窄与泥泞,切身体会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及生活习惯的某些不适应。虽然上级部门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社、队干部群众给予了必要的照顾,但还是存在着一些疏漏或不足之处。热情与陌生,幸福与痛苦,欢笑与哭泣,动力与压力等交织在一起,一股脑地向我们迎面而来。我们有过梦想与希望,有过迷茫与惆怅,有过吵闹与愤怒,有过理解与谦让。命运就像是一根无影的绳,把我们26位知青,包括后来调入的知青,与塘石村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二〇一六年四月部分在焦作知青合影留念 

  

十一、关怀与信任 

  我们在大爷大叔的指教下,学会了犁地种地,在大娘大婶的帮助下,学会了洗衣做饭,在大哥大姐们的言传身教和关心爱护下,学会了说话办事和接人待物,学会了应对困难和生活自立。 

  19744月开始,我们在大队党支部的关怀照顾下,在带队干部的帮助教育下,通过提高认识,锻炼学习,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在5年多的生活磨炼中,有1名知青在农村入党,2名知青入团;3名知青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妇女队长,还有2名担任现金保管或实物保管;12人次出席济源县、新乡地区劳动积极分子代表会;5名知青应征入伍,两名考上大中专学校。 

  在遵纪守法方面,没有出现与社员群众打架斗殴闹不团结、毁坏公私财物或偷鸡摸狗的低俗行为,没有一人受到任何违法违规处罚,未出现男女之间伤风败俗的不良行为。可喜的是,青年队的索玉闽和常小凤、高树芳和冯爱清,在青年队的劳动锻炼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最终情投意合结为终身伴侣。 

  下乡的时间比较短,但济源塘石是我们的好课堂,农民群众是我们的好老师。正是由于我们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才使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利益共享,苦难同当,从而结下了我们终生难忘的情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正像我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往年老村庄,追寻在梦乡,塘石与我结良缘,深情厚谊永不忘!” 

    

  (作者简介:张林春,男,195610月出生,焦作市第三中学1974届高中毕业生,中共党员,19744月至19762月,在济源县克井公社塘石大队上山下乡,19763月至1985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4556部队当兵,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8511月转业后,先后在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车站分局、刑侦支队等工作,历任派出所长、刑警大队长等职。)

      ——该作品发表于《济源文史资料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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