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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

济水历代祭祀考证

撰写时间: 2018-03-14 来源: 市政协文史委

冯 军
   
    济水是我国古代“四渎”之一。济水祭祀是我国古代祭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

  《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四渎”是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的称呼。济水是我国古代“四渎”之一,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将其列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享受历代王朝的礼遇。本文试对历代祭祀济水的活动进行梳理。 

  中国历来有崇拜天地山川的文化传统,济水很早就被列为“四渎”之一,成为我国名山大川的代表。《史记·殷本纪》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汤诰》是商代第一个王商汤发布的诰文,在这里明确提到“四渎”,可知早在商代已经被列为“四渎”之一,为帝王所重。 

  周灭商后,依然重视山水祭祀。《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说明在周代济水是被天子以诸侯之礼进行祭祀的。 

  秦朝统一天下后,继续延续了对济水的祭祀。《史记·封禅书》记载“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这里反映了秦统一中国以前,由于战乱颇多,国家分分合合,对于名山大川的祭祀没有统一的秩序,“或在诸侯,或在天子”。秦统一后,重新确定国家祭祀的名目,济水作为淆山以东二大川之一,被列为国家祭祀。 

  汉承秦制,济水祭祀沿袭前代。汉宣帝神爵元年,进一步厘定五岳四渎祀典,《汉书·郊祀志》记载“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从此可知,西汉宣帝时,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受到国家祭祀,地点在临邑(今属山东德州),并且形成派专人前往祭祀的制度。 

  东汉时期,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在洛阳北郊外营内祭祀“四渎”之神,“西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说明东汉时又恢复了早期望祭“四渎”的形式。这种情况应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纷争较为强烈有关。魏晋、南北朝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时期,对“四渎”多采用望祭。 

  隋朝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确立祭祀制度,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兴建济渎庙。从此直到清末,历代祭祀济水的活动始终以济渎庙为中心。济水源头本属轵县,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析置济源县,取“济水之源”之意,设县的一个重要原因应为方便地方官员接待祭水钦差大臣,做好对济水的祭祀活动。 

  到了唐代,对“四渎”的祭祀不但列为国家典章,而且作了详细的规定,《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记载“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北海、北渎大济,於洛州”。又云“天宝六载,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十载,遣卫尉少卿李瀚祭江渎广源公,京兆少尹章恒祭河渎灵源公,太子左谕德柳偡祭淮渎长源公,河南少尹豆卢回祭济渎清源公。”可知,唐玄宗天宝年间首次对“四渎”加封了爵位,其中封济水为清源公。今天济渎庙大门曰“清源洞府门”,二门曰“清源门”皆本于此。自此,历代对“四渎”加封不断,有可考文字,就济水而论,宋徽宗曾于宣和七年颁《封济渎诏》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代延祐元年的《投龙简记》中称济水为“济渎清源善济王”,这样名号上由公到王,标志着济水祭祀规格而不断提升,也正应和了明代洪武三年《大明诏旨碑》中所云“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 

  济渎庙中现存一通唐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济渎北海祭品碑》的一段文字印证了唐玄宗对济水的封赠,同时补充了当时除封赠之外,还为济渎庙配备了专管祭祀的官员,“有唐六叶……封兹渎为清源公,建祠于泉之初源也,置渎令一员,祝史一人,斋郎六人”。同时,又对当时祭祀济水神的盛况进行了描述:“天子以迎冬之日,令成周内史奉祝文、宿斋、毳冕、七旒、五章、剑履、玉佩为之初献;县尹加冕、六旒、三章、剑履、玉佩为之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亦剑履、玉佩为之终献,用三牲之享。”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祭祀上至钦差大臣,下至县尹、县丞都要参加,而且要按官位级别高下穿戴不同规格的礼服祭拜。可以断言,参加祭祀活动的百姓也会很多,只是史书不予记载罢了。直到今天,济源市济渎庙周围还有“围庙十三村”的说法,指的是在济渎庙周边的十三个村庄,历史上负有轮流到庙中进行服务的责任。 

  北宋建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重新刊定祭祀。北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卢多逊奉诏撰写的《重修济渎庙记》记载了北宋初年朝庭大肆重修济渎庙,“崇阶邃户,肃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既设,酒斋斯烈,簠簋铏 ,荐奠蠲洁”。说明不仅将庙宇修葺一新,同时,还更新了许多祭祀用器,反映了对济水祭祀的重视。20038月,济源市为加强文物保护,对济渎庙进行全面整修。在修整庙内的北海池(济水源头)时,发现了一枚玉简。据简文可知,这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赵顼刚刚登基,派遣专官诏告济水神而投送的(宋神宗即位之初,国家经济凋敝,契丹入侵,内忧外患,为祈求神灵佑护,特将富国强兵的心愿向济渎神祭告)。简文曰:“水府投送金龙、玉简,愿神愿仙三元同存九府水帝……”说明对济水的祭祀采用了中国古代山水祭祀的最高礼仪——投沉金龙玉简。 

  金与南宋对峙,济水属于金的统治范围,尽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金朝统治者依然非常重视对济水的祭祀。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的《重修济渎庙记》记载了皇帝因“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麦颇旱,百姓惶惶然”,派专人向济水神求雨,获得灵应后,赐银两万五千两,对济渎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重檐迭□,操碧绘金,严崇圣像,谨饰从尊,鸳瓦绀天,凤门辉日”。 

  元代统治者更加重视祭祀济水,清代乾隆年间《济源县志》,民国初年《河朔访古新录》中记载了众多元代祭祀碑刻,如:中统元年《祭济渎记》、中统五年四月《济祠投龙简灵应记》、至元七年《御香投龙简灵应记》、至元七年《大朝济渎投龙简记》、至元十二年《代祀济渎投龙简记》、至元二十四年《皇子北安王降香记》、至元二十八年《加封济渎清源善济王记》、大德六年《投龙简记》、延祐元年《投龙简记》、延祐二年《投奠龙简记》、泰定二年《周天大醮投龙简记》、泰定二年《代祀祷雨灵应记》、至治二年《颁降御香记》、天历元年《祀海渎纪》、元统三年《降香记》、至正十七年《太尉丞相祀济渎神应记》、至正二十二年《祀渎记》等等。这些数量众多的祭祀碑刻几乎囊括了有元各代,无疑反映了元王朝对济水祭祀的重视程度之高。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登基不久的朱元璋颁布《改正岳渎神号诏》,重新诏定天下享受国家祭祀的山水之神。其中济水位列“四渎”,被封为“北渎大济之神”,继续将济水列入享受国家祭祀的序列。之后的明朝统治者沿袭这一定制,对济水神祭祀不断,屡有诏告,如洪武十年《太祖祭济渎神制》,景泰二年《景帝告济渎神制》,天顺元年《祭济渎神记》,成化四年《祭济渎神记》,弘治四年《孝宗告北海济渎神制》,正德六年《武宗告北海济渎神制》,嘉靖三十三年《世宗告济渎神制》等。乾隆年间《济源县志》在明代祭文抄录之后附记“前明屡朝遣祭尚多,而各宗嗣位亦必祭告,以其文事相同,兹不具録”,说明实际上的祭告次数远远不止于此。 

  清朝对济水神的祭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祭祀之频繁非前代可比。据《济源县志》及《续志》记载,顺治登基,康熙收复台湾统一全国、出巡,孝庄皇后神主升祔太庙,荡平漠北,五十、六十大寿,雍正登基,乾隆登基,巡幸中州,册封皇后、太后,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回部,平定金川叛乱,七十大寿、八十大寿,嘉庆登基、五十大寿等等重大事件,均遣专使向济渎神祭告。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分别为济渎庙主殿渊德大殿亲笔书写匾额“沇济灵源”和“流清普惠”,足以反映清代对济水祭祀之盛。 

  通过对历代济水祭祀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出,济水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山水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绵延千载而不衰。 

    

  (作者简介:冯军,市政协委员,供职于济源市文物局。) 

      ——该作品发表于《济源文史资料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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